老年人的婚姻问题，也应当从制度层面予以回答。
▲近日，山东济南85岁的赵大爷在民警帮助下，终于结束了近60年的家暴婚姻。图/济南公安微信公众号文 | 杨家兴
“我想有生之年要把婚离了。”据报道，在山东济南，被妻子“家暴”近60年的赵先生终于离婚了。办完手续后，他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，感谢民警帮他结束了这段近60年的婚姻。相关新闻画面里，这位老人递上喜糖时是笑着的，但这笑容背后却是60年的隐忍。
报道中，已经85岁的赵先生与妻子育有四个子女，结婚近60年间，却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，常常被打得下不了床也不敢吭声。年轻时他好面子，担心离婚影响不好，又顾虑四个孩子的抚养问题，一直选择隐忍。
等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，妻子的脾气并未收敛。赵先生先后三次走进派出所求助，第一次民警本着调解的原则劝和，第二次民警上门调解两个小时仍无效果，直到赵先生中风住院期间妻子仍追到医院闹事，出院后他第三次走进派出所，民警终于转变思路，协助其办理了离婚。
这起新闻被许多媒体以“暖心”为主题呈现，“买喜糖感谢民警”的画面确实容易让人感到慰藉。但不能忽略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：一个让当事人痛苦了近60年的婚姻，为何直到85岁、直到中风住院后才真正被解决？民警有一句话颇值得琢磨。报道中提到，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民警悟出一个道理，到派出所反映家庭问题的，都是想和解好好过日子的。
这段话反映了基层治理中一种长期存在的思维惯性——家庭纠纷的调解目标被默认为“劝和”，而非“评估风险”或“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”。在赵先生的案例中，这种思维惯性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。但半年的反复调解，对一个85岁的老人而言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额外的消耗。
这并不是要指责具体某位民警的失职。恰恰相反，报道中的民警最终作出了“劝离”的决定，并帮助老人实现了诉求，这在传统调解文化中并不常见，某种程度上甚至需要一定的勇气。问题在于，基层调解体系是否应当建立一套更加精细化的评估机制，在“劝和”与“劝离”之间拥有更灵活的判断标准，而非将“不离婚”作为唯一目标。这起事件还触及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议题——家暴受害者的性别盲区。
在公共话语中，“家暴受害者”几乎默认指向女性。当一位八旬男性走进派出所陈述被妻子打骂时，无论是舆论还是基层工作人员，都可能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去识别和处理。事实上，家暴行为的发生与性别无关，与权力关系和控制欲有关。
男性受害者在求助时往往面临额外的心理障碍——“被女人打”在传统性别观念中被认为“丢人”，这使得他们比女性受害者更倾向于沉默。赵先生年轻时因“好面子”没有离婚，这一表述本身就暗示了这种社会压力的存在。当然，子女在这起事件中的角色也值得审视。报道中提到，民警上门调解时四个子女均在场，见证着父亲的求助、母亲的暴怒和民警的调解。但直到最终离婚，未见子女主动支持父亲结束婚姻的描述。
这或许并不代表子女冷漠，更可能反映了另一个普遍困境——子女往往基于“家庭整体利益”的考量，默认站在“维持现状”一边，因为离婚意味着家庭结构的变化、财产的分割，乃至承担社会评价降低的负担。老年人的个人幸福，在这种“整体利益”的考量中常常被自动让渡，而当事人本人的痛苦则被过滤掉了。
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，这起事件应当引发更多制度层面的思考。基层调解体系需要建立针对家暴案件的分类评估机制，针对老年人家暴案件，需要建立专门的风险识别和干预流程。家暴受害者的性别盲区，也需要在基层培训和公众教育中逐步破除。
此次，赵先生的喜糖，民警收下了。也希望制度层面的改变能跟上，让下一个深陷婚姻困境的“赵先生”不用再等60年。
撰稿 / 杨家兴（云南财经大学）
编辑 / 迟道华
校对 / 赵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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